1994年9月，经人介绍，从工读学校毕业后没再升学的王佐到一个体面包房打工。刚到面包房，王佐就忌恨上了老板。起因很简单：开始谈打工的时候，面包房的老板答应管午饭，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不再管饭了，而且工作起来没时没点。为此，王佐从来没想过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，而是打起了歪心思，要教训教训老板。（社会是复杂的，王佐本来免疫力就差，母亲未能及时关心指点孩子正确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前面的心血白费了。）
王佐便和另一个也在此打工的孩子开始30、50的从卖面包的回款中“拿”钱。为了“拿”钱，王佐“发明”一种恶作剧般的盗窃法：老板睡着了，钱匣子就放在老板身边，王佐用透明胶带粘在鸡毛掸子上，钓鱼般地粘出钞票来。后来，王佐嫌这种方法风险大又粘不到几张钞票，就私配了老板的钥匙，趁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入室盗窃。他见钱就“拿”，最多的一次，王佐一个人就“拿”了300多元。还有一次他没“拿”到大额的票子，就从卖货的铁匣里“拿”走25个一元钱的硬币。
王佐等人从店里“拿”钱次数多了，必然败露。不久，面包房的老板发现回款少了1000多元，很快就查出是王佐等人的所为，马上让介绍人通知了王佐的母亲，让她替儿子还款，否则立即报告公安机关。
孔令颐得知以后大惊失色，赶忙回家质问王佐，王佐含泪承认偷拿了人家的钱。可钱已经被王佐抽烟、打游戏机等胡乱地挥霍掉了。孔令颐所在的服装厂经营不景气，工资、待遇都较差，丈夫又在石家庄，虽然每月省吃俭用地寄回些钱，但日子一直紧巴巴的，又到哪里去筹1000多块的巨款?
当天，孔令颐对王佐说出去借钱。实际上她一个人再一次偷偷地走进了血站。孔令颐已经几年没上血站了，这次因为儿子犯错，她又一次躺在卖血的床上，不禁浑身哆嗦泪流满面。
血站的大夫告诫孔令颐，“由于各种慢性病导致了内分泌的紊乱，你的身体真该好好保养，再也不能这样献血了。”
为救孩子，孔令颐顾不了这些了。她强抑着激动的情绪，默默地闭上眼睛，攥紧了拳头，再慢慢地松开，任鲜红的血液从青筋暴露的静脉流到医院的血袋里。
孔令颐拿到卖血的钱，再加上平时很少的一点积蓄，凑足了1000多块钱，送到老板家里。
第二天，老板结面包账，发现少了不只1000多元，而是4000多元，就找到王佐让他告诉孔令颐再送1300元钱来，否则只能报警。王佐虽然觉得没拿过那么多钱，但为了不进派出所，也就答应了。
可回到家，一想到又是1000多元的巨款，王佐坐不住了。他找到老板恳求：“别再逼我妈妈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一人承担。”（妈妈的无私付出，还是感动了不争气的儿子。）老板睥睨了王佐一眼：“你也能还钱?”
“能。”
“怎么还?”王佐瘪词了。最后商定，老板让孔令颐再筹800元，此事就算告一段落，否则扭送王佐到派出所。而王佐与老板商量的“另外500元钱，由王佐自己偿还”的内情，孔令颐并不知道。
为了不让儿子进监狱，孔令颐违心地答应了。过了几天，孔令颐想尽办法凑足了800元，送到老板家。仍感觉吃亏的老板不依不饶，孔令颐好话说尽，又花了30元钱为老板的面包房换了两把新锁，才算得到老板的谅解。
王佐为偿还另外的500元，便到某中学门口向比他更小的学生劫钱。刚到手100元就被群众发现，送到了派出所。派出所当即决定，行政拘留他15天。
在拘留所里，王佐交待了在面包房偷钱的经过，不久即被逮捕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开庭了，孔令颐以王佐监护人和辩护人的双重身份出席。在法庭上，孔令颐挽起因卖血而满布针眼的胳膊当庭对王佐进行教育挽救，母子哭成一团。1995年3月9日，法院下达了判决书：“被告人王佐单独或伙同他人采用秘密手段，多次窃取公民合法财产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盗窃罪成立。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交待自己全部犯罪行为，且犯罪时尚不足成年，退赔较好，应依法从轻处罚……判决被告人王佐犯盗窃罪拘役四个月。”作为母亲，孔令颐以自己卖血筹来的款又一次挽救了王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