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案二：父对子的病态关注致子生病
一位父亲即将从国企退休，工作不太紧张，太太是退休教师，每天画画，还上老年大学，生活很充实。儿子在深圳念大学，父亲每周至少一次到学校看望他，不去就会失眠、焦虑，生怕出事。退休后，他看望儿子的次数更加频繁。
但这一切让儿子感到很苦恼，出现了诸多心理障碍症状：紧张焦虑，坐立不安，心跳加快，失眠。因来康宁医院就医时脾气很大，他被送进封闭病房治疗，父亲依旧每天来看他。医生限制父亲探视，告诉他这对孩子有不良影响，父亲不听，还“贿赂”医生偷偷给儿子送饭菜，夜里也担心得睡不着。结果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儿子的病情好转了，父亲却住进了医院。
家里已经出了个病人，为什么又有人病了？刘教授解释，这就是家庭运作出了问题。这位父亲的老伴已适应了自己的退休生活，夫妻间的沟通既少又简单，而他退休后还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，他要寻找新的生活支点，结果，他就将一种病态的关注转移到儿子身上。
在这个家庭的三角关系里，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：父亲与已成人的儿子间的关系表现出过分紧密，而他与妻子的关系却淡了，而实际上，他与妻子的关系应该是家庭的主线。这对父亲来说，获得了心理平衡，合情合理，但给成长中的儿子带来内心冲突，成了受害者，不能拒绝父亲的关心，但自己又要成长，这时，心身疾病就成了他对父亲的无声反抗。
于是，心理治疗师着手调整家庭关系，强化3名家庭成员中的夫妻关系主线，给儿子精神上的解放，比如夫妻一起画画、锻炼，一段时间下来，治疗非常成功，家庭运转恢复正常，父子的精神状态也都恢复了正常。
德国心理学家看中国家庭
2月16日至23日，深圳市康宁医院承办了第二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，18名德国、瑞士、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，对来自全国的78名心理治疗师开展了国际水准的培训，系统家庭治疗是其中重要内容。
玛佳丽女士是这个培训项目的德方负责人，在德国她有自己的心理诊所。其他的国内外心理治疗专家和她一样，也是这个培训项目的志愿者。
玛佳丽女士说，她发现现在不少中国家庭，夫妻生活在一起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爱对方，是“貌合神离的凑合式家庭”。
玛佳丽发现，不少中国家庭将孩子送进托儿所、幼儿园，甚至寄宿制的学校。她认为，“这种爱的方式并不好”，尤其是将很小的孩子送寄宿学校，“因为儿童需要稳定的环境，在儿童期、少年期与家庭分离，会对他的成长及成年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”
另外，中国孩子的压力过大，因为上几代人对他们的期待过高。在玛佳丽女士眼中，中国娃娃太可怜了，都没有时间玩。另外，他们也没有玩伴。有一个小男孩被母亲逼着弹钢琴、学书法，还有外语，母亲要为他考外国语学校做准备。这名3年级的小学生边弹琴边感慨：“老鼠都比我幸福。”当大学副教授的母亲问为什么，回答是：“老鼠可以想玩就玩，想睡就睡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那么，哪些家庭容易出问题？玛佳丽女士说，“情况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关系”。有些困难每个家庭都会面临，但不一定都会有大麻烦，“不过，在应付人人都可能面临的困难中，家庭作为一个单位，有其能力的差别。”
她进一步解释，能力首先来自家庭内的关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家庭关系中的“粘结力”要适当，它不能太松，过于松散的家庭关系肯定会出问题，不过，它也不能太紧，太紧了让其成员感到“压力”。
在家庭发展的各个关键点上，也比较容易出问题。中德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、心理学专家赵旭东教授说，如人结婚生子、功成名就、衰老一样，家庭也有其生命周期，家庭里的危机常发生在家庭生命周期的转折点上，比如生孩子，在夫妻的紧密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小孩，还有孩子长大离家、退休等等，这些关键点最易出问题。
心理治疗没有快餐
据了解，中德培训项目采取连续式的培训模式。2月23日，据赵旭东教授介绍，同一批人员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习，然后回原工作岗位从事临床工作，过一段时间再集中强化培训，培训期间既介绍理论，也训练很多实际操作的技术，容量非常大，受训人员经过这种训练，能够很好地理解心理治疗的过程，学会在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态度。所以，心理治疗业没有速成的“快餐”，其专业化道路艰巨而漫长。
玛佳丽女士认为，中国的心理治疗业总体上发展很好，但是，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在社会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。同时，他们还需要更好的培训、学习和实践。心理治疗的成效，主要取决于治疗师的专业水平。
她注意到，有些从业者对心理治疗理解片面，还没有意识到心理治疗的价值，有些则较多地考虑经济收入，结果在治疗中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：很少给病人做心理治疗，而是直接开药，并且开很多的药。另一方面，有一些对心理咨询感兴趣的人以为可以容易地通过“快餐式”的速成培训，就可提供赢利性的心理咨询服务，这也是不好的。
玛佳丽女士告诉记者，应该重视家庭问题对孩子的影响，特别是对年幼的孩子。应该认识到，一个人的童年时期、青少年时期、他的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，这个环向外扩大，才是社会环境、条件的重要作用，再扩大，才是一些具体的导致挫折、创伤的事件。
相比较而言，让这位来自德国的心理学家最担心的事情是，中国心理治疗业对儿童、青少年这一年龄段，尤其是婴幼儿阶段整体上不够重视，她说，“几乎没有专业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相关事业。”